女孩拒绝承认自己怀孕,两次生产,两次都把死婴放进衣橱里⋯⋯

女孩拒绝承认自己怀孕,两次生产,两次都把死婴放进衣橱里⋯⋯

海德薇希.葛罗特鲍姆每天都最早起床,在她和女儿谭妮雅出门之前準备一份简单的早餐,这天早晨也一样。她刚在厨房里忙完,就注意到楼上毫无动静。女儿显然是睡过头了,于是她上楼去叫醒她,走到她房门前敲了门。

「谭妮雅,起床啰!已经很晚了!」

没有动静。她按下门把,可是门锁上了。她更大声地敲了门,重複叫唤,喊女儿起床。然后她听见一阵踢踢跶跶的脚步声,门锁里的钥匙转动了,然后谭妮雅慢慢把门打开。海德薇希.葛罗特鲍姆看见女儿脸色灰白,谭妮雅紧紧抓着门框。

「谭妮雅,妳怎幺了?妳不舒服吗?」

「没事,我还好。我待会儿就下去。」谭妮雅回答。

海德薇希.葛罗特鲍姆的目光越过女儿的肩膀看进她房里,吓了一跳。在浅米色的地毯上有一大片不容错认的血迹。

「谭妮雅!妳该不会是又生了一个孩子吧!」她用指责的语气说。

「不,我没有。我不是说了我马上就下去?」谭妮雅安抚母亲,但是海德薇希.葛罗特鲍姆扶着女儿的手臂,带她回到她房间,想把这份可怕的怀疑弄个水落石出。

「这是什幺?」她看着那片血迹问道。当谭妮雅漠不关心地耸耸肩膀,海德薇希.葛罗特鲍姆跑向壁橱,在平常装髒衣服的塑胶篮里发现了一个用几条浴巾和一张床单层层裹住的长形物体。她把塑胶篮拿出来,蹲下去摸了摸那个用布包住的东西,把包裹打开。她的目光落在一个新生男婴身上,他全身还覆盖着胎脂,脐带在距离身体一个手掌宽的地方被剪断。婴儿的身体是凉的,显然已经死亡。这时谭妮雅站在房间里,在母亲谴责的目光下她只说了:「我也不知道。」

沉默持续下去,然后海德薇希.葛罗特鲍姆站起来,打电话报了警。

等警察来了,她让他们看了她在女儿房间里发现的东西。

接下来警方仔细询问了这个母亲,并且在谭妮雅.葛罗特鲍姆和律师谈话以后,对她进行侦讯。

警方得知海德薇希.葛罗特鲍姆是幼稚园老师,她的大女儿蔻儿杜拉在大学里攻读生物学,不过目前在基尔市实习。谭妮雅二十岁,是家中老幺,正在接受零售商务的职业训练,同样也还住在家里。父亲卡尔.葛罗特鲍姆是工程师,由于工作的关係经常不在家,目前由于有个显然年轻许多的女友而与妻子分居。

此外海德薇希.葛罗特鲍姆还告诉警方,她女儿之前就曾经在家里生下过一个孩子。「那是在两年前的一月,」她说,「谭妮雅去上班了,我去拿髒衣服,在她的壁橱里发现了一个死去的女婴。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她怀孕了,这一次也不知道。她什幺都没有跟我们说!」然后她补充道:「只有我女儿蔻儿杜拉上一次就觉得谭妮雅怀孕了,这一次也一样。我问起过谭妮雅这件事,可是她总是说她没有怀孕。」

在接受侦讯时谭妮雅证实了母亲的陈述。「当时我完全被孩子的出生吓了一跳。我得要去上厕所,而孩子忽然就生出来了。我心想:这是打哪儿来的?那是个女婴。我根本不知道该怎幺办,于是我把她捡起来,放在橱柜里。我以为她死了。」如今她再一次「吃惊地」生下一个孩子。「我又怀孕了,可是我不想接受这件事。我怪我自己,心想:怎幺可能这种事又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就没有再去关心这件事。昨天晚上时候到了,可是那孩子并没有马上死掉,反而发出很奇怪的叫声。所以我用枕头压住他,直到他安静下来。」

我的任务是替二十岁的谭妮雅.葛罗特鲍姆作精神鉴定,以釐清责任能力的问题。因为从这些事件的整体关联来看,的确该检查这个年轻母亲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或是人格发展有无重大缺陷,也许能够解释她何以在婴儿出生后没有照顾他们。她被指控的犯行是杀人。

几天之后摆在我桌上的侦查档案里除了有这对母女的侦讯纪录,还有对父亲和姊姊蔻儿杜拉的访谈纪录。卡尔.葛罗特鲍姆说明目前他和家人少有接触,因为现在他和另一个女人同居。他最近一次看见谭妮雅是在三个月前,当时他没有注意到什幺。「但我必须承认,上一次我也什幺都没有注意到,那是在一九九八年。当我太太打电话给我,说她在谭妮雅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死婴,我大为震惊。那一次我女儿也没说她怀孕了,也没有跟我太太说。」

一个照片档案夹里有这家人所住的连栋房屋的照片,还有谭妮雅的房间、那些染血的浴巾和那个死婴的照片。法医的检查证明了婴儿出生时还活着,而且也有存活的能力。

在阅读档案资料时,有三个问题格外令我不解:和两个女儿同住的母亲怎幺可能没有察觉她的小女儿两度怀孕?为什幺谭妮雅.葛罗特鲍姆在这幺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和她体内成长的胎儿培养出任何感情?而在第一次发现婴儿尸体之后,这整桩不幸怎幺会再度重演?

照片里谭妮雅的房间是个明亮、舒适的地方,是个即将成年的少女的房间。房间里有个小小的起居角落,有沙发椅和一张茶几,还有先前提到过的那个壁橱,壁橱门上挂着一面镜子,与脸部同高,镶有装饰用的粗框,另外还有一张床和一张小书桌,靠墙的矮柜上摆着电视机和几件装饰品。从表面上来看,葛罗特鲍姆这家人的环境显得很有秩序,完全没有缺乏整理或生活困苦的迹象。

等我终于去探访谭妮雅,我见到的是个身材苗条、修饰整洁的年轻女子,双手柔软,柔和的面容还很年轻,更像个少女而不像个成年女人。她的皮肤几乎有点透明,说话很小声,但是坚决有力,而且几乎一直隐隐带着指责。说话的同时,她一再绞着手指,把手指捲进身上那件宽大毛衣的褶边。她也深深自责。

「也许我死了会比较好。基本上我根本不该活下去,在我做出那样的事情之后。我心想,假如我死了,我的家人到底会不会想念我?」

她告诉我她的父母亲都来自汉堡,她的外祖父母是药剂师,挣得了某种程度的财富。她父亲出身寒微,力争上游而成了工程师。

「我爸爸对我外婆来说从来都不够好。她本来希望家里能有个医生或是律师,或是能和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结成亲家。」儘管如此她爸妈还是在一九七五年结了婚,两年后大女儿蔻儿杜拉出生了,又过了三年后生下小女儿谭妮雅。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爸妈的婚姻情况不好。我们家反正和其他孩子的家不一样,我们在家里几乎不交谈。我爸和我妈对彼此始终一言不发,那是种很压抑的气氛。我也从没见过他们互相拥抱。我那些朋友的爸妈……」谭妮雅.葛罗特鲍姆搜寻着合适的字眼,「……比较热情,一切就是比较自然。在我们家总是很注意表面,我们什幺都有,吃得饱,穿得暖,一切都要整整齐齐……可是我们家就是没什幺感情。」她说她大概十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凑巧听见父母吵架,听见她母亲在哭。「吵架的原因是我爸有了另外一个女人。不过那件事后来大概就也又结束了。他几年前又有了一个女朋友,比我母亲年轻十岁。但我不认为我爸妈会真的离婚,因为这会有损形象。」然后她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之后在谈话中她还会多次重複。「他们宁可把所有的事都保密到死。」

「保密到死」是家中所有成员真正的沟通风格,而「保密到死」也成了她自己的沟通风格。父母亲各过各的,卡尔.葛罗特鲍姆显然一再需要和其他女人发展关係,因为他在婚姻里似乎得不到他想要的。海德薇希.葛罗特鲍姆则死守着和丈夫的婚姻,儘管她和他在一起并不幸福,而在这份不幸福背后似乎也含着对社会地位的不满,她的社会地位达不到她父母亲的期望。

「我爸妈很要求我们当模範女儿。我们一定要听话,要打扮整洁。蔻儿杜拉比我更适合当模範。她比较漂亮,比我聪明很多,会弹钢琴。她读了大学……而我只有实科中学毕业,也没什幺企图心。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是我真正拿手的。我妈总是说:妳看,蔻儿杜拉做得多好,她可能以为这样说可以激励我,但是那一向只会让我难受。」

受到父母指责时,两个女儿受到的处罚是父母亲长时间不跟她们说话。「那有可能持续个两、三天。从外表上看起来一切如常,就只是更安静了。而那似乎也没有什幺妨碍。」

总之,从谈话中很快就看得出来,对谭妮雅.葛罗特鲍姆来说,不被接受和自觉无足轻重是她人生的重要主题。「在家里我从来没有安全感。我和我爸妈根本无法交谈。」

谭妮雅.葛罗特鲍姆在七岁时入学。「六岁时我还太容易恍神。」小学毕业后她进入实科中学就读,以中等成绩毕业,起初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从事什幺职业。有一段时间她骗她父母说她在一间百货公司打工,事实上她每天早上出门,等母亲去上班之后就又偷偷回家,在家中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里躲上几个小时,就这样躲了好几个星期。「我实在不知道我该做什幺。我不确定自己想做什幺,也没有人能和我谈。我爸妈总是只会施加压力。蔻儿杜拉在妳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她想读生物系……我就是没办法面对这个情况。有一天我明白了我不能一直躲在地下室,于是我决定接受零售商务的职业训练。」我再度注意到她的叙述中隐隐带有攻击性,结合着一份无助,谭妮雅.葛罗特鲍姆似乎让自己深陷于这份无助中。

「妳希望妳父母亲怎幺做呢?」我追问。

「我希望他们关心!」

「而他们该怎幺关心呢?关心什幺?」我问。

「他们可以找时间和我坐下来谈谈我要受的训练。他们应该要多给我支持和鼓励。我老是觉得我什幺都不会,而我妈总是跟我说,如果我不努力,就只能去当售货员。现在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那妳觉得妳的工作怎幺样?」

「喔,很不错。我很和气,对顾客有耐心。算得上有趣。」

谭妮雅在十二岁时进入青春期,十五岁时有了第一个男朋友,是她班上同学,非常欣赏她。「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因为他觉得我很棒,我却应付不了这种情况。我总是认为我不配。」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性关係。「那也根本不可能。而我爸妈根本不高兴我交男朋友!他们认为我该多放心思在课业上,可千万别怀了孩子。」一年半之后她交了第二个男朋友。她和一个女同学到一家狄斯可舞厅去,在那里遇见了阿玛德,他二十岁,来自汉堡,是突尼西亚裔,几年前曾因毒品犯罪而被关进少年观护所。阿玛德自己也吸毒,以古柯硷为主,但他主要是做毒品买卖,在加油站打工之余再赚点外快。她喜欢阿玛德的长相。「我比较喜欢中东人。」她说。至于阿玛德和谭妮雅的父母是否接受这段感情,双方家长在这一点上态度一致,虽然他们从未交谈过:谭妮雅对阿玛德的父母来说没有考虑的价值,卡尔和海德薇希.葛罗特鲍姆则显然不赞成女儿交往的对象,即便他们还不知道他有前科。单是由于这个年轻人在加油站打工而且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就已经难以接受。海德薇希.葛罗特鲍姆就连表面上的亲切都懒得伪装,对阿玛德表现出冷淡的高傲,所以谭妮雅和阿玛德都在他的一个朋友家碰面。谭妮雅从不曾吸毒。

「不,我一向拒绝吸毒。我也觉得阿玛德吸毒不好,虽然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一向吸得不多。」阿玛德则很快就掌控了他的女友,一再向她借钱,却从来不还,最后还开始因为觉得她要求太多或是太过任性而赏她耳光。儘管如此,谭妮雅还是留在他身边。

「难道妳从来没想过要离开他吗?」

「我不知道。其实没有。我很高兴我有个男朋友,哪怕他对我不好。但是我也……嗯,假如有人对我比较好的话,我也根本应付不来。」

「妳和阿玛德对于避孕的看法是?」

「我没有避孕。我总是认为我不会怀孕,从一开始就这幺认为。我根本无法想像我会怀孕。」在我的追问下她说:「不,我真的没想过这件事。」阿玛德的态度也一样。「这件事根本不能发生。否则会在家里造成不幸。」

「什幺样的不幸?」

「我不知道……那根本无法想像。我爸妈会把我赶出家门,他们会失控。」

「假如妳爸妈把妳赶出家门,那会是什幺情况?」

「喔,那我该去哪里呢?我又没有别的亲人,我也不能去住阿玛德的父母家。」她沉默了一会儿,凝视着自己的膝上。「不,那是行不通的。」

「妳第一次察觉自己怀孕是什幺时候?」

「起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根本没有察觉。一开始我觉得噁心想吐,那时候我以为我是胃不舒服。不舒服的感觉后来就过去了。我也没有真的变胖……我的体重只增加了一点。我心想也许是我吃了太多香肠和麵包,那样容易发胖。另外我甜食吃得比较多,这也有可能是我发胖的原因。我根本没想到我怀孕了,我也一直都还有月经。」

「那妳是什幺时候第一次想到自己有可能怀孕了?」

谭妮雅思索着。「大概是生产前八週吧。这个念头就这样在我脑中闪过,而我心想:不,不,不!」她用力摇头,并且紧紧闭上眼睛。「这不可能发生,不可以发生,没有发生。就这样,没什幺好说的。」她的声音变得更加有力。她说她立刻把这个念头用力甩开,让她不必再为这件事操心。「我想,这是我在家里学到的。问题被搁到一边,然后就不存在了。在我身上也是这样。如果有什幺讨厌的事,我最会的就是置之不理,那件事对我来说就真的不存在了。」

我提醒她,在她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她姊姊就注意到了。

「有一天晚上蔻儿杜拉直截了当地问我。当时我说:妳胡说些什幺?」

「妳姊姊跟妳说起这件事,妳的感觉是?」

谭妮雅叹了口气,沉默了一会儿,又看着她交缠在一起的双手。「起初我吓坏了,然后我心里很挣扎。我自认为我没有怀孕,没什幺好说的,所以我否认了。但儘管如此,我心里渴望能得到支持。」

「什幺样的支持呢?」

「嗯,他们全都应该要多问一些问题!他们应该要牵着我的手,带我去看妇产科。可是没有人这幺做。」在这个微弱的声音里又一次能听出明显的指责。

「妳姊姊找妳谈,这难道没能打开一扇门吗?」

「我心里的某种东西使得这不可能。没办法。」

「可是妳的家人要怎幺让妳去看医生?」

「他们应该直接牵起我的手,说:现在我们去看医生!」

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她生下那第一个孩子有可能是对家人的一种象徵性惩罚。她没有说出口的话可能是:看,这就是你们漠不关心的结果!家人对还在成长的胎儿可以视而不见,也的确视而不见,可是屋子里的死婴就没办法视而不见,在谭妮雅放置死婴的地方尤其不可能,因为她知道母亲会定期去那里收集髒衣服。也就是说,她想要那个死婴被发现。

接着谭妮雅叙述一九九八年一月她在生产时被自己的第一次怀孕吓了一大跳。她感觉到「肠痉挛」,于是去上厕所。当她从马桶上站起来,她发现有个东西正从她体内掉出来。她在几分钟之内就生下了一个有存活能力的女婴。

「我看着这一团肉,看着这个古怪的婴儿,它忽然就躺在我下方的浴室地板上,而我心想:这东西是打哪儿来的?它也根本没哭,完全没有出声。我心想它是死了。」

当时谭妮雅还在浴室里待了一会儿,等待胎盘排出,清洗了地板,用两条大浴巾把婴儿包起来,然后把这份出人意料、不请自来的礼物放进衣橱。第二天她照常去上班。

如同在这类案例中一再会碰到的情况,谭妮雅在生产前几天还和男友有过性行为,而她男友并未真的注意到她的身体状况。

「那幺,阿玛德的态度呢?」我问。

「他就只是一直怪我变胖了,除此之外什幺也没说。」

当时刑事诉讼程序被中止,因为毕竟不能排除婴儿是在出生不久之后猝死。

「事后妳父母怎幺看待这件事?」

「他们就不再提起这件事了。」

两年后这整桩不幸又再度重演。谭妮雅再度怀了阿玛德的孩子,这一次她比较早发现自己怀孕了。「大概是在五个月的时候。」她说,「然后我在心里骂自己,跟自己说:怎幺会有这种事。这根本不可能啊!我到底有多蠢?」说着她又闭上眼睛摇头。这个动作反映出她的内心:她拒绝直视那些几乎不可能闭上眼睛忽略的东西。

「后来呢?这一次妳总知道妳要生孩子了吧?」

「我又把这个念头撇开了。我告诉自己事情不是这样,那就只是我的想像罢了,根本不可能是真的。所以事情不是这样。」

「在剩下那几个月里妳都这样想吗?」我问。

「偶尔我会想起这件事,而我考虑过是否该把婴儿放进弃婴保护舱。可是接着我马上告诉自己:不,我明明就没有怀孕。」

阿玛德继续向他女友要钱,此外还打她耳光、辱骂她,对于她怀孕这件事仍然没有反应。

「那妳母亲呢?」

「她问我:『妳该不会是怀孕了吧。』那不是个真正的问句,更像是在告诫,几乎是在恐吓。我跟她说我没有怀孕。」

但她姊姊这一次明白地告诉母亲,她认为谭妮雅就快生产了,但是母亲就只满足于谭妮雅的回答,而卡尔.葛罗特鲍姆在社会意义上早就远离了这个家庭。最后,分娩的时刻到了,而分娩过程再度令谭妮雅吃了一惊,这一次婴儿哭了,她自觉必须用枕头压住这个男婴的脸,直到他安静下来。她用一把裁纸剪刀剪断了脐带,再次用毛巾把婴儿包起来,放在衣橱里。

我问她是否曾听见陌生的声音对她下命令,但是她明确地否认了。她说她就只是自己骂自己,她脑中从来没有过陌生的声音。

我又问了一次,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让她谈起怀孕这件事吗?她说:「假如我跟我爸妈谈起我怀孕的事,那幺这就成了一件事实。那幺大家就都知道我要生小孩了,包括我自己在内。可是如果我不说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件事摆在一边,不去想它。本来我说不定甚至会有点高兴,可是我却把这两个孩子保密到死……」说着她伤心地哭了。

谭妮雅.葛罗特鲍姆身上确实有显着的人格违常加上缺乏自信而依赖的特徵。她的人格结构明确表现出类似「边缘型人格违常」的特徵,包括显着的自我憎恨和自我伤害,那两次不被承认的怀孕也是她自我伤害的一种表现。

在开庭审判时,主审法官问她母亲:「您的女儿告诉我们,假如她怀孕了,在家里会是一件很大的不幸。是这样吗?还是说这只是您的女儿片面的看法?」而她母亲的回答说明了很多事。

她母亲脱口而出:「那会是一场大灾难!」

一个孩子的出生意味着一场「大灾难」,由此就可看出有生命的东西在这个家庭里得不到多少空间。除了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可能会在邻居面前丢脸之外,在这个回答中还流露出对于「生命原则」本身的一种错乱关係。一个孩子的诞生有可能发生在灾难性的情况下,很遗憾地,我们知道直到如今这种情况在世上仍然太常发生。但是孩子诞生这件事本身却几乎不会是灾难,因为新生儿始终是生命的表现,而「灾难」这个字眼总是只被用在生命受到威胁或是无意义地消亡之时。战争是灾难,坠机是灾难,沉船是灾难,地震也是灾难。一个新生命却正好象徵着灾难的反面。如果分娩被解释为灾难,那幺婴儿母亲身处的关係结构就有点不对劲。

谭妮雅.葛罗特鲍姆由于在责任能力显着降低的情况下犯下两次杀人罪,而被法院判处两年徒刑,并且暂缓执行。在法院审理程序开始之前她就决定接受绝育手术,以确保自己再也不会怀孕。

两年徒刑,并且暂缓执行,另外谭妮雅.葛罗特鲍姆也必须接受心理治疗。这个判决太轻了吗?会引起公愤吗?还是说这是符合人性的明智之举?

根据对杀死新生婴儿罪(意指新生儿在出生后二十四小时之内被生母所杀)之量刑尺度所做的研究,在判决定谳的案例中有百分之四十乃判处两年以下徒刑,因此可以缓刑。在一般情况下犯行被判定为杀人罪,甚至往往被判定为情节较轻。

在此案中,没有任何根据显示出犯人日后还会有危险性。法院在判决理由中详述了问题重重的家庭气氛为减轻刑责的考量。谭妮雅.葛罗特鲍姆和阿玛德分手了。

像谭妮雅.葛罗特鲍姆这样的案例一再抛出的疑问是:一个女人怎幺可能如此成功地隐瞒她怀孕的事实,何况她是与家人同住,甚至还有个伴侣。怀孕这种事,怎幺可能假装它不存在?这整桩悲剧又怎幺会重複发生?要如何解释谭妮雅对自己和自己的身体那种深刻的错乱关係?而且她为什幺选择了一个待她不好的男人,还留在他身边好几年?

一如在拒绝承认怀孕或隐瞒怀孕这种现象上常见的情况,谭妮雅.葛罗特鲍姆从不曾去看过能正式确认她怀孕的妇产科医师或其他医师。她没有去做产前检查,没有参加妊娠期準备课程,没有购买相关书籍,也没做孕妇体操,简而言之,她表现得就像一个没有怀孕的女人,也继续从事性行为,彷彿没事一样,这也是在拒绝承认怀孕时常见的情形。她的性伴侣怎幺可能没发现女伴再过几週就要分娩?这实在难以想像,也彰显出谭妮雅.葛罗特鲍姆的生活环境充满了否认和冷漠,而她的伴侣对她也毫不关心。然而,她也无力摆脱这段伴侣关係:基本上这段关係是她一手策划的自我否定。她之所以留在这个伴侣身边正是因为他待她不好,因为她自觉这是她应得的。那两个死去的婴儿使她的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更形恶化。也就是说,这是一套自我惩罚的複杂系统,同时当然也是对她家人和男友的惩罚,毕竟那两个不该活下去的孩子也是他的。

拒绝承认怀孕的女性分娩得很快,这是很典型的情况,彷彿身体在最后阶段努力想儘速摆脱原本就不该存在的东西。当其他产妇在分娩时得在产房辛苦好几个小时,这些婴儿却往往在几分钟之内就诞生于火车厕所或公园的矮树丛。这也是发生在谭妮雅.葛罗特鲍姆身上的情况。

人格发展上的缺陷源自深深错乱的人际关係模式,许多暴力犯罪行为也一样。人格违常基本上表现在人际关係的障碍。这一点在谭妮雅.葛罗特鲍姆及其家人身上格外明显。谭妮雅和她的家人都怀有牢不可破的信念,是他们行事的基础。谭妮雅牢不可破的信念在于「我是多余的」、「我不受喜爱」、「我有所不足/我对其他人来说不够好」、「我毫无价值」、「没有人注意我」这类想法,这严重阻碍了她的发展和人际关係能力。这些信念在她身上可一直追溯到她的童年,她自觉天资不如姊姊而受到冷落。她的另一个思考模式是:「我帮不了我自己/我需要别人的帮助。」

她的父母心里也怀有这种有害的信念,而这些信念构成了他们彼此互动和营造彼此间关係的基础。

而拒绝承认怀孕又是怎幺回事呢?她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吗?一如在类似案例中常见的情况,这整件事在「隐瞒」和「拒绝承认」之间摆荡,在「不想知道」和「不知道」之间徘徊。在大部分时间里,谭妮雅心中的确成功地压抑住两次怀孕的事实。「压抑」这个心理学名词係指将所经历之事件的内容从自觉的经历中剔除。其原因在于所经历之事件的内容其实不该存在,是不被允许的。在这个案例中,最恰当的说法其实是怀孕的事实遭到否定,很难明确划分实际上的隐瞒,和真正自意识中剔除。谭妮雅纯粹只是在表面上採取这种态度,一如我们在否定怀孕者身上一再看见的典型情况。然而,身体和心理密不可分,因此谭妮雅.葛罗特鲍姆描述她怀孕时体型只有些许改变,这的确可能和心理的压抑过程有关。就连在身体上也没有给怀孕留下空间,或者应该说:没有给胎儿留下空间。

否认怀孕的妇女大多在事后说明,她们害怕自己的伴侣或是自己身处的社会环境。这些母亲当中绝大多数并非真正压抑住自己怀孕的认知,而是从头到尾加以隐瞒。而在压抑的情况下,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近半数女性仍然不定期会有月经来潮。此一现象在医学上至今仍无法从荷尔蒙的分泌来解释。所有这些女性都并非真正患有精神疾病。

在这种案件上,弃婴保护舱并不能防止母亲杀死婴儿,因为使用弃婴保护舱的先决条件是当事人在生产之时或是甫生产后曾考虑採取一种正面的策略,不管正面策略为何。然而,这些準妈妈却避免去想这件事,或是在断然拒绝承认怀孕的情况下强烈否认事实。于是她们固执地将怀孕徵兆另作解释,把阵痛解释为肠痉挛,把晨间的孕吐解释为胃部不适。像谭妮雅.葛罗特鲍姆这样的案例并不常见,但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人间悲剧的典型情况。

律师兼心理学家安娜葛蕾.威瑟(Annegret Wiese)在她的着作《杀死子女的母亲》(Mütter, die töten)中精闢地描述了「杀害新生儿」和「杀婴」的心理动力基础。把杀死自己的孩子视为杀死自己体内的母亲,这表现出一种内化了的负面母亲形象。对母亲而言,在为人母的身分中重演了她早年和自己母亲的母女关係。也就是说,归根究柢,这涉及一种具有跨世代意义的问题,就像一个套一个的俄罗斯娃娃一样,有时候必须一直追溯到外婆那一代。

作为一个母亲,需要有心理上的準备才能担负起这个角色,并且必须有能力不把孩子当成物品,而视之为有权利活下去的独立生命。

相关推荐